前一阵，也就是2026年7月29日美国参议院发起的福奇听证会无疑引起了全球的关注。
本次针对福奇的听证会由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兰德·保罗担任主席的参议院国土安全与政府事务委员会发起，属于共和党牵头的新冠疫情全面追责溯源调查系列听证，因福奇拒绝自愿到场，福奇是被传票强制传唤出席。
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曾任职于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NIAID）前所长，并在新冠疫情期间担任美国联邦首席公共卫生官员，全程主导美国防疫政策、病毒科研资助及疫苗指导。
在听证会上，福奇双手不停地颤抖，满心的恐惧已经掩盖不住他对人类犯下的罪责，历史的重锤终于落到了这个“恶魔”的头上，他或将面临公众对他的公正判决。
对于那场世界性的COVID-19病毒来源，福奇就是当事人之一，没有人比他更清楚。他利用政府对他专业的信任，隐瞒病毒真正的源头，背地里任由病毒肆虐，将人类推入一场没有退路的试验场。
从2024年开始，美国共和党掌控的参众两院多个监督委员会，先后启动两大长线调查。一是对新冠病毒起源调查（重点炒作“实验室泄漏论”）；二是联邦政府疫情应对失职追责（包括资金滥用、误导公众、科研监管漏洞）。
2026年7月，由共和党参议员兰德・保罗担任主席的参议院，也称“保罗委员会”提前设立疫情溯源专属档案阅览室，批量公开福奇私人日记、科研机构内部通信等绝密档案，并持续造势，最终向福奇发出国会传票强制听证。
2021年福奇曾向国会“作伪证”，称“NIH（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从未资助过武汉病毒所的功能获得性研究”。共和党后续放出合作科研协议文件、科学家内部邮件，主张福奇证词存在隐瞒与虚假陈述，要求当庭对质核实。
福奇“私人日记曝光委员会”公开福奇疫情早期私人日记，内容显示他私下担忧病毒实验室泄漏风险、私下沟通弱化口罩有效性等关键性内容，与其公开对外宣传口径矛盾，听证会要求当庭解释前后言行冲突。
“科研资金争议议员”追问福奇在担任NIAID所长期间向匹兹堡大学、境外病毒实验室发放的病毒改造研究经费审批细节、与盖茨基金会合作的全球病毒监测项目往来、盖茨持绝密安全许可期间与福奇的协作细节。
“功能获得性研究（GOF）”指控福奇主管的NIAID通过第三方间接资助武汉病毒所冠状病毒改造实验，认为这类高风险病毒研究是新冠源头。福奇多次公开否认国会资助相关功能增益研究，保罗认定福奇国会作伪证，多年持续公开呼吁起诉、监禁福奇。
美国前总统拜登此前曾为福奇发布预防性赦免，但共和党认为该赦免无法豁免国会藐视调查、作伪证相关质询义务，执意强制福奇传唤听证。
由此，于今年7月再次展开的听证会调查使得美国对新冠溯源追责调查进入到了实质阶段，并再次引来全球的普遍关注。
这一听证会的发起，或许将会在全球掀起一阵溯源追责风暴，对这一严重的公共安全卫生事件其背后操控的那些资本黑手、财团势力、包括最前端的执行方武汉病毒所及其病毒研究专家、相关负责人都将会不遗余力全盘刨出。
整个事件起源于2014年，当时美国因考虑到本土高等级实验室的审批、安全监管、舆情成本极高的多种原因，曾短暂暂停本土功能获得（GoF）病毒改造实验。
福奇核心履职的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NIAID），为规避美国本土生物病毒安全事故责任，只得把高危病毒实验外包给海外，转嫁本土安全成本。
当时的中国恰好拥有海量野生蝙蝠种群、完整野外采样条件、低成本的BSL-3实验室，具有先天性条件。
中国武汉病毒所石正丽团队于2005年在《Science》上证实蝙蝠是SARS冠状病毒自然宿主，在全球动物源冠状病毒溯源领域具备顶尖学术积累。而生态健康联盟（EHA）负责人Peter Daszak长期做全球野生动物新发病毒监测，通过USAID的PREDICT全球病原体监测项目和石正丽建立长期合作，联合完成云南菊头蝠SARS样病毒分离（2013《Nature》），双方具备扎实合作基础。
于是EHA总负责人，向美国国立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NIAID）提交R01科研基金申请，项目编号R01AI110964，项目全称《Understanding the Risk of Bat Coronavirus Emergence（解析蝙蝠冠状病毒跨物种溢出风险）》，研究目标：在中国野外采集蝙蝠样本、筛查未知冠状病毒、评估人畜共患暴发风险，属于全球新发传染病预警基础研究，契合NIAID全球传染病防控资助方向。
生态健康联盟（EHA）作为总包方，拿到总额310万美元的项目经费（2014-2019五年项目），再分拨约60万美元次级资助给武汉病毒所（WIV），年均约10万美元，用于蝙蝠冠状病毒采样、测序、病毒功能实验。
于是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NIAID）通过跨境资助的原则，将高风险病毒分离、嵌合改造实验转移至中国，用极小财政成本获取全球新发病毒原始样本与毒株数据。
其实，该项目背后高度配套了包括谷歌公益基金、盖茨基金会、美国国防部传染病预算、拜登家族投资的流行病监测企业Metabiota多重资本方，均长期注资生态健康联盟（EHA），形成政府资本+科技巨头资本+慈善资本+创投资本的复合资金池。
武汉病毒所实验室核心负责人石正丽，统筹蝙蝠冠状病毒、新发病毒全团队，是武汉病毒所新发病毒领域第一负责人，也是RaTG13蝙蝠冠状病毒研究团队带头人，也正是和美国NIH/NIAID合作课题的执行负责人，但在这一合作项目上是否得到中国官方授权认可（特别是病毒安全认证）不得而知。
正是依托石正丽团队深耕十余年的国内野外采样渠道，美方仅用每年10万美元就能廉价获取中国西南、东南亚独有蝙蝠病毒资源，这在国际病毒实验科研中都是不可思议的合作项目。
石正丽团队持续监测云南、广西等病毒热点区域，不仅采集蝙蝠病毒，还同步采集周边居民血清抗体样本，判断人群隐性感染风险。所有监测数据最终汇总至美方全球流行病预警系统（Metabiota创投企业同步共享数据），服务美国地缘公共安全情报需求。
没想到最终还是出事了。
这不得不涉及到美国资本的第二层逻辑，生物医药产业商业垄断的完美闭环。
美国的公共财政承担基础研究成本，私人药企垄断疫苗、抗病毒药物商业化收益，石正丽团队的科研产出正是这套垄断商业盈利模式的源头原料。
石正丽团队分离的上千株野生冠状病毒、完整基因序列，无偿同步至美国高校、药企研发平台，包括mRNA疫苗研发企业。
美国生物医药企业无需投入巨额野外采样成本，依靠NIAID财团资助产出的中方病毒素材快速搭建疫苗、中和抗体、口服药实验模型，实现零风险摘果。
一旦发现高致病性人传病毒，生物医药企业基于政府提供的毒株快速开发疫苗、口服药，通过紧急授权（EUA）全球销售，千亿级市场利润完全归于私人药企财团。
福奇主导制定的《公共卫生应急准备法案（PREP Act）》，为药企提供巨额民事责任豁免，实现体系制度兜底，即便疫苗存在副作用的情况下企业无需赔付，实现风险社会化、收益私有化。
而生态健康联盟作为实际利益方其盈利模式是多头拿到资助和项目管理费抽成，石正丽团队是该联盟持续向NIH、盖茨基金会、国防部申请经费的核心“学术背书资产”。
生态健康联盟向美国国会、NIAID申报新项目时，以和石正丽的长期合作、中国海量病毒样本资源作为项目核心竞争力，以此持续滚动申请数百万美元的联邦拨款。
同一套蝙蝠冠状病毒研究，依托石正丽廉价的中方实验室资源，同时承接NIAID、USAID、盖茨基金会多渠道资金，实现“一鱼多吃”。
至于中方会不会从中也得到全面的病毒研究数据，自然也是无可厚非的。
那么，武汉病毒所及石正丽团队在整个事件中究竟是不是“纯粹”的“背锅侠”？这同样是一个谜。
中国生物医药第一次崛起是在1990—2019年，是仿制药及原料药的粗犷式发展时期，对生物制药领域的研究和生产处于起步阶段。
其产业特征以仿制、出口原料药为主，几乎无自主源头创新，研发投入极低，核心疫苗、高端器械、前沿生物药完全依赖欧美跨国企业，产业链上游关键原料、设备、技术被海外严重卡脖子。
而中国生物医药的第二次崛起正是处于新冠疫情的2020年到至今，生物医药研发全面自主创新迅速进入到全球化时代，其发展速度及规模相当惊人。
生物防疫研发推动行业从“仿制药代工”时代升级转向对生物防疫源头创新、全产业链自主可控、全球商业化输出，也就是行业所说的第二次产业崛起。这次崛起并不是短期疫情红利，而是政策、资本、技术、全球供应链、安全需求共振下的结构性质变。
不仅如此，国家对生物医药产业进行全面战略定位升级，生物医药直接上升为国家安全产业。包括应对全球供应链断裂、海外疫苗药物限制出口、生物医药“卡脖子”风险等系统化战略课题，国家将生物医药纳入生物防疫安全、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赛道。
同时，国家药监局开通附条件批准，优先审评应急通道，大幅缩短新药、疫苗、检测试剂等产业的上市周期。
在国家战略规划“十四五、十五五”期间，千亿级产业扶持基金重点扶持包括mRNA、抗体、高等级生物实验室及产业链上游耗材的国产化。
同时，国家战略层面全面布局P4/P3生物安全实验室（如武汉病毒所、广州实验室等），补齐高致病性病毒研究硬件短板。
短短几年时间，中国疫苗、检测试剂、抗病毒药出口全球100多个国家。
国产创新药对外授权总额从2019年31亿美元飙升至2024年519亿美元。
生物制药资本强势出击，如头部疫苗企业（智飞、科兴、沃森、成大）：行业常态化年度总营收约300~350亿元；抗病毒创新药上市公司（先声、君实、荣昌、康方、翰宇）：合计年度营收130~150亿元；病毒检测IVD企业（诺唯赞、中生北控、美克生物）：合计40~50亿元；未上市龙头（艾博、旺山旺水）：合计产值30~37亿元。
全部中科院合作赛道企业年度总市场规模：约500~580亿元。
再回到话题本身。福奇于2022年12月31日正式结束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NIAID）所长任期，同时卸任白宫首席医疗顾问、NIAID免疫调节实验室主任等全部联邦公职。
据悉，兰德・保罗牵头的听证委员会在8月5日完成投票，认定福奇拒绝配合传票质询构成藐视国会，绕过全院参议院投票，直接将案卷移交华盛顿特区联邦司法部，启动刑事追责流程。
虽然美国共和党或许会将这次事件作为党派大选的政治工具，但福奇也必将被塑造为“证据确凿的认罪沉默”，坐实了他“掩盖病毒实验室线索、国会作伪证、违规私人邮箱销毁公务记录”等多项罪名。
共和党以福奇听证会为契机收紧高风险病毒研究经费，推动立法修订福奇的NIH《功能获得性研究资助规则》，要求所有跨境冠状病毒、人畜共患病实验强制多层国会审查。
除福奇外，下一步计划将传唤前CDC主任、NIH现任所长、盖茨基金会公共卫生项目负责人、当年参与蝙蝠冠状病毒研究的美国合作科学家，全面复盘2015–2020年病毒研究资金链条。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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