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记者李照 编辑 陈晓舒 校对 赵琳
11月27日，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作家王火的告别仪式在成都东郊殡仪馆举行。灵堂内花圈簇拥，挽联林立。没有哀乐，只有轻柔的《沂蒙山小调》一遍遍循环播放。
王火生前曾特意叮嘱女儿王凌，身后事从简，只希望再听一听这首沂蒙山的民歌。
人们熟悉“王火”这个名字，源于他笔下的文字。作为最早一批报道南京大屠杀的中国记者，战后他奔波于南京的街巷，收集证据，重访故地，采访幸存者，见证了谷寿夫等战犯的公审与枪决，也记录了军国主义思潮如何影响上海的日俘日侨。
三年前的公祭日前夕，新京报记者曾采访王火。彼时百岁高龄的他，耳朵已不灵光，但提及南京大屠杀的采访经历，思路依然清晰，细节记忆深刻。“想起在南京采访的经历，我永远不会忘记这段历史。”他说。
11月23日，这位“以笔为枪”的老人在成都走完人生最后一程，享年103岁（虚岁）。“父亲走得很安详，”王凌说，“希望大家想念他的时候，能读一读他的作品。”
展开剩余90%▲作家王火。受访者供图
“我很累了，我要走了”
今年10月18日，《火铸文心：王火传》新书发布会在2025天府书展举行，那是王火生前最后一次公开亮相。
成都深秋，细雨蒙蒙。王火坐着轮椅亲临现场，同样坐轮椅到来的，还有96岁的老友、四川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名誉主席李致。两人一见面，两双布满岁月沟壑的手便紧紧握在一起。
李致回忆，“为了这场见面，我前一晚翻来覆去睡不着。我们一起走过那么多年，相互扶持、彼此牵挂，每一个片段都记在心里。”
八年前，《王火文集》首发式上，当时103岁的作家马识途、88岁的李致都来捧场，三位高龄仍笔耕不辍的老友团聚，曾打动许多人。去年，马识途去世，缺席了这次重聚。看到马识途的女儿代父前来，王火一时情绪涌动，红了眼眶。
发布会上，每当主持人念到他的名字，王火都试图颤巍巍起身，向读者挥手致意。对于请求签名合影的读者，他欣然应允，来者不拒。
那次发布会结束回家后，王火突然对大女儿王凌说：“小凌，我很累了，我要走了。”
王凌心里一慌，她当然明白父亲所说的“走”是什么意思，却岔开话题：“爸，你刚回来要上哪儿去？”
“不是，我累了，我要走了。”王火没接话，继续道，“我最讨厌哀乐了。我要是走了，你记住不要麻烦组织，就放一首《沂蒙山小调》给我听。”
两周后的一个早晨，王火像平时一样吃过早餐坐着听新闻。王凌见他犯困打瞌睡，便劝他回床上休息。不久，王凌发现父亲脸色不对，赶紧拨打120。
王火被诊断为脑溢血，在ICU住了二十多天。王凌说，其间父亲一度好转，不料病情急转直下。11月23日晚10时许，王火在四川省人民医院安详离世。
当晚深夜，王凌给远在北京和南京的堂哥堂姐们发去讣告，次日，七八十岁的哥哥姐姐们赶赴成都，为王火操持后事。
得知王火去世时，作家阿来正在宜宾出席文学活动。“我一定要赶回去送送王老。”他悲痛地说。
就在今年7月，《火铸文心：王火传》即将出版，王火曾希望阿来题写书名。阿来谦称“缺乏斯文熏染”，最终写下一篇题为《文心诗魂，火铸乃成》的读后感。
“火”是王火一生最好的诠释。他原名王洪溥，曾用多个笔名，1949年后所用的“王火”笔名流传最广。王凌说，父亲尤其钟爱这个字，还给二女儿取名王亮。“他说火会永远燃烧，照亮我们国家。”
阿来在文中写道，王火改名“火”的深意令人触动：“火，黑暗中是光亮，寒冷时是温暖，绝望中是希望。”
▲11月27日，王火的告别仪式在成都东郊殡仪馆举行。受访者供图
记者王火
王火，1924年生于上海，祖籍江苏如皋。六岁时随父迁居南京，家住城北洞庭路10号。
他曾细腻回忆1937年春天随父同游花神庙的情景。美丽的鲜花，朴实的花农，热闹的“百花生日”，给王火的童年留下温暖记忆。当年夏天，上海爆发“八一三”事变，王火与父亲离开南京。1937年12月，日军制造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记忆中美丽的花神庙成为死难同胞的丛葬地之一。
1946年，王火以记者身份重返南京。那时他还在复旦大学新闻系就读，学校从重庆迁回上海。临行前，重庆《时事新报》总编辑、复旦教师王研石交给他一项任务：以驻上海、南京特派员名义，记录从川渝回沪的经历及战后要闻。自此，王火开始了对南京大屠杀持续两年的追踪报道。
他参与了日军第六师团团长谷寿夫的公审。“楼上楼下，座无虚席，据统计，旁听人数约2000人左右，”王火在给《时事新报》的报道中写道。检察官宣读长达四千余字的起诉书，并补充道：“略谓京市大屠杀，历时数月，区域包括城郊城内，被害者数十万人。”尽管有幸存者与纪录片为证，谷寿夫仍坚称自己不应负责。王火见证了公审时的群情激愤，“四周嚷嚷愤慨之声不绝”。
3月10日，谷寿夫被判处死刑。4月26日中午，谷寿夫在南京雨花台被执行枪决。王火回忆：“仅见宪兵挟他下了卡车，很快只听枪声一响，还没看清楚，谷寿夫已仰面躺倒在地了，立时响起掌声和欢呼声，周围群众大快人心。”
王火走街串巷，采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1947年，他撰写的《被污辱与被损害的——记南京大屠杀中的三个幸存者》发表于上海《大公报》，成为最早系统记录幸存者遭遇的长篇报道之一。
2022年公祭日前夕，新京报记者电话采访王火时，他提起曾采访过的幸存者李秀英。这位比他仅大六岁的女性，曾在南京军事法庭审判谷寿夫时出庭作证。王火也是第一个采访李秀英的中国记者。
王火记得，当时多数幸存受害者羞于露面，“但李秀英不同。她为抵御敌人，身中三十七刀而不屈，是以一位抗日女战士的身份屹立着的。她虽被敌人毁了容，但抗战胜利后，她是受害者中率先出面指控日军暴行的女同胞。”
1947年初，天寒地冻。两人的对话从小营国防部战犯拘留所，延续到玄武区鱼市街卫巷李秀英家中。讲到血腥恐怖处，“她落泪，我的心战栗，眼眶也不觉湿润起来。”
多年过去，王火仍记得李秀英当时的模样：语气坚强，神情严肃，但面部受损严重，鼻子、眼皮、嘴唇和脸面均遭刀割。“当时天气冷，她总是用一条长长的蓝灰色围巾包着头遮着脸。我不忍心凝视她或细看伤痕，觉得那是对她的一种不敬。”
王火的报道视角全面而深刻。1946年，他在上海采访日俘与日侨，犀利追问管理日俘的官员，揭露国民政府包庇纵容战俘留下的隐患，他认为这与后来日本右翼势力猖獗不无关系。
采访中，一些日侨认为战争是受军阀蒙骗，“原先以为日本是世界第一，没想到居然失败了。”王火毫不客气地指出：“世界第一就应该侵略别人吗？你们只认识到受骗，却还认识不到侵略有罪，认识不到中国被你们烧杀成什么样子！你们带着这种思想回去，将来说不定国家强大了，又要扩军侵略呢！”
在他的笔下，对幸存者、侵略者、国民政府官员乃至汉奸的一手采访，组成了真实生动的历史底稿。那时他为多家媒体撰稿，谢绝部分稿费，只要求报社寄一份样报。这些报纸被他珍藏一生，后悉数捐给中国现代文学馆，成为珍贵的史料。
▲1947年2月10日，王火以“王公亮”的笔名发布的稿件《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受审详纪》发表在重庆《时事新报》上。受访者供图
沂蒙往事
报道南京大屠杀的经历，对王火后来的创作影响至深。
新中国成立后，王火先后在上海总工会、工人出版社等单位工作，参与筹建上海劳动出版社，创办《工人》半月刊。
他想写一部“有史诗性”的作品，这便是《战争和人》的前身《一去不复返的时代》。他计划以三部曲形式，从西安事变写到抗战胜利，全景展现那段历史。
1961年，王火调任山东临沂一所重点中学副校长。从新闻界到教育界，他欣然接受这一转变。到任后，他开始钻研教育学，阅读苏联教育著作，去教室听课。
张立中曾于1963年考入临沂一中。他回忆，那时学校没有电铃，上下课全靠一只大铜钟指挥，王火就是敲钟人。张立中回忆，每个清晨和傍晚，学生们准能看到王火从低矮的房屋内走出来，一边看表，一边敲钟。班上有同学计算过，王火敲钟时间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报时间分毫不差，同学都开玩笑说是“王火时间”，“大家对王校长的认知开始由‘旧知识分子’向‘慈祥的老人’转变，看到他，有了更多的亲切感。”
那时候，学校附近有条河，如果遇到下雨，山洪暴发，学生上学放学有危险，王火就要求自己和班主任每天跟着学生一起过河，保证学生们的安全。
教育工作之外，王火始终保持着写作状态。1962年，他将完成的120万字《一去不复返的时代》初稿，以《月落乌啼霜满天》为名交予中国青年出版社。次年，出版社编辑赞誉其为“百花园中一枝独特的花”，并提出了修改意见。
然而，1966年，“文革”的风暴迅速席卷到临沂。一群红卫兵打着破四旧的名义抄了王火的家。
16岁的张立中从教室窗口目睹了十几个红卫兵踹开房门，跳上窗台，把一捆捆图书和书稿扔到窗外的地上，并用火点燃。
“我听到了凌老师（王火的妻子凌起凤）嘶哑着声音在哀求他们，‘放下这些书稿吧，这是王老师一辈子的心血啊！’”张立中说，可是那群人根本不听，继续用棍棒挑着、翻烧着。直到那些书稿文字化为灰烬，王火和妻子紧紧抱在一起，号啕大哭。
《一去不复返的时代》在这场浩劫中一去不复返。
“文革”结束后，应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之邀，王火开始重写《战争和人》三部曲的第一部《月落乌啼霜满天》。初稿刚完成，他面临一个选择，离开临沂，前往成都担任四川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
在王火生活过的诸多城市中，临沂无疑是最重要的坐标之一。他曾在此工作22年，足迹遍及沂蒙大地。他用文字寻访过“外国八路”希伯捐躯的旧战场，访问过土改时期平鹰坟的农会干部。
“过去漫长的岁月里，沂蒙山像母亲似的用奶汁喂养着我，沂蒙山的人民用他们的光荣革命斗争历史熏陶着我，革命烈士和许许多多的老同志用英雄的事迹供给我创作的素材。”他曾在文中回忆这段经历。
离开临沂前夕，一位青年朋友送他一盒录音带，收录着沂蒙山民歌。其中那首诞生于抗战时期的花鼓调《沂蒙山小调》，成为王火此生最挚爱的乐曲。此后在成都的几十年里，这首歌陪伴他无数夜晚入眠，直到辞别人世的最后一刻。
▲1998年，王火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在家中接受四川省作协、文联赠送的花篮。受访者供图
“战争本身对人来说，就是一面镜子”
荣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第二届国家图书奖等奖项的《战争和人》，无疑是王火创作生涯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但少有人知，重启这部作品他付出了难以想象的艰辛。
调往成都后，王火既要处理出版社的繁杂工作，又要坚持写作《战争和人》。一天，他遇到一个掉进水坑的小女孩，毫不犹豫跳下去救人，自己却因此受伤。治疗过程中，一只眼睛视网膜受损，医生告诉他，这只眼睛很可能失明，再也无法写作。
这对一个作家而言，无异于宣判创作死刑。王火甚至为此学习过盲文。最终，他靠一只眼睛，伏案用放大镜摸索着写作，完成了这部160万余字的鸿篇巨著。个中艰辛，他在后记中有所透露：“仅靠一只老花的眼睛写长篇，实在太苦！……眼疲得疼痛，造成了身心疲乏……更何况我写的是那个令人压抑痛苦的一去不复返的时代，进入创作时，许多悲惨故事使我十分激动、沉重。心理又反过来影响了生理。”
电视剧《战争和人》的编剧、导演张挺记得自己2017年初读《战争和人》时，大为震撼，“我不知道谁还敢用这样的书名写小说，气魄大得吓人。”读完后，张挺被书中真实的历史质感折服了。
《战争和人》凝聚了历经半生沧桑的作家王火对战争的深刻思考。“我想写的是战争和人，写战争与和平，写美与丑、善与恶、生与死、爱与恨、肯定与否定、是与非的选择。”他写道，“战争本身对人来说，就是一面镜子。”
王火认同“文学是人学”的理念。小说中有一百多个人物，融合了他自己、身边人乃至昔日采访对象的影子。“我希望自己既要写历史，也要谈自己在文学上对历史的认知。”
王凌告诉新京报记者，父亲作为战争的亲历者、报道者与写作者，对祖国和平怀有最深切的感情，王火一生去过很多国家和地区，唯独不去日本，“‘爱国’就是我们家的家风家训，”她说，父亲在世时常对后人说，“你们没当过亡国奴，那滋味不好受。”
王火希望更多年轻人了解那段历史。“我的书不是写给老头子看的。”王凌记得，父亲有次看到一部“抗日神剧”，非常恼火，嘀咕道：“打仗这么容易吗？怎么可能两个飞镖就把日本人打死？太不靠谱了！要是年轻人光看这些，根本无法了解真实历史。”
▲晚年的王火在家中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受访者供图
晚年王火深居简出，生活平淡。他不吃猪肉，每日必食蔬菜，萝卜、冬瓜白水煮，不放油。他将所有表彰证书、奖杯及部分史料都捐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不大的房间里，只有四处散落的书籍与他终日相伴。
那只受伤的眼睛因长期编辑写作劳累，视网膜脱落，终致失明。他视物不清，有时开水倒手上，夹菜夹到碗外。王凌说，父亲晚年已很少写作，但时常“拿着那柄加了小灯的放大镜”读书。
他一直保持着看电视听新闻的习惯。生命最后的日子里，王凌给他讲最近的国际新闻，提到最近日本首相的不当言论，昏迷中的王火情绪起伏，“能看到他眼角有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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